辜胜阻提出，在全球经济放缓，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以外需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越走越窄，进一步扩大内需将成为我们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关键。今年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中，出口增速下滑明显。在此格局下，扩大内需是确保实现“保增长”目标的重要动力。启动消费内需的关键是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目前，中国股市深度调整，楼市已显疲态，不少高收入人群的家庭或个人资产在市场的剧烈震荡中减值，消费热情受到抑制，具有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中低收入阶层观望心理浓厚。因此，在扩大内需显得比以往都更加迫切的情况下，其难度也远胜于以往，采用更加积极灵活的经济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有关推进农村改革的决定，这会对启动农村内需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长期以来，启动农村内需是扩大内需的难点，城乡差距大，农民收入偏低，一直是扩大内需的主要障碍。根据统计今年1~8月全国消费零售总额创下了近年来少有的21.9%的增速，但城市和农村的消费市场占比却进一步扩大至68.6∶31.4。三中全会上做出的决定，从短期看可以迅速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从中长期看必将有力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此全面启动农村消费，有利于从根本上扭转扩大内需长期乏力的局面。

　　辜胜阻强调，在更加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启动内需需要有新思路和新举措。

　　第一，利用货币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提振市场信心，保持社会总需求持续增长，用强劲内需来弥补外需下滑。上周，美国、欧盟及英国等全球各主要国家与地区的中央银行联手降息0.5个百分点，以应对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这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大调整，既是为了刺激内需，保障我国经济增长，稳定就业，同时又是积极参与全球央行联手救市行动的行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对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目前，我国并不需要像美联储一样******特殊措施救助国内的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也不需要对一些金融产品提供政府担保。但是，也需要积极利用货币政策稳定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用强劲内需来弥补外需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拖累，缓解社会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担忧，提升市场信心，保持社会总需求持续增长的势头。

　　第二，依靠财政政策，实施减税措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公共支出，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扩大市场需求。要进一步着眼于扩大内需的目标，进一步改革优化税收制度，通过财政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当前要推进增值税转型，扩大中小企业增值税抵扣范围，减轻企业税负；对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要采取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对技术开发的中小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对其新产品的开发、员工培训等活动提供无偿资金资助，并以贴息贷款的方式优先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融资。在居民消费方面，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放宽税前扣除范围，降低边际税率，刺激消费需求；要建立收入增长机制，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发展个人消费信贷，倡导适度负债和超前消费的新观念。要继续加大公共支出，通过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手段刺激和引导消费，利用乘数效应倍增社会总需求；继续加大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领域投入，改善居民的预期，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第三，抓住农村新一轮改革契机，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财富，推动农村消费市场升级。相比城镇市场，农村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至少可支持经济30年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促进农民消费的根本在于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创新土地流转制度是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财富的重要途径之一。据估算，农村仅宅基地的市场价值就高达20万亿元，如果耕地使用权可加速流转，那么将释放出更多财富，带动农村消费、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由于缺乏土地流转的合理机制，这些财富只能沉淀在农民手中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启动农村消费还需要在于进一步疏通农村商品流通渠道，提高农村市场商品质量，鼓励物流企业、超市连锁企业将营销、物流网络扩展到农村，以疏通流通渠道、便捷农民消费。同时，重视加快城镇化进程，变农民消费为市民消费。据测算，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在城镇化进程中，要通过正规教育、职业教育和在岗培训等形式，提高人口的素质，加快农民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变农民消费为市民消费。